金庸的籍贯是浙江杭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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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金庸的工作面试。

1979年7月，《明报》刊登了一则招聘高级编辑的广告。我发了一封中英文的申请信。两周后，没有回复。八月初一中午，我冒昧到《明报》总部打听金庸董事长，他的秘书说:“查先生(查梁勇，即金庸)有空，可以谈10分钟”。

会上，金庸问道:“你的英文求职信写得不错。你在哪里学的英语？”我说我主要是自学的。他又问我:“你对哪个朝代感兴趣？”我说我对很多朝代都感兴趣。他接起话题说:“既然你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我想问你一些历史跨度比较大的问题。”

接下来，他连续提出了四个问题。我刚满30岁，坐在出版社的老前辈对面，他出考题，我对求职很感兴趣，自然不能稍作停顿，几秒钟后就开始答题。时隔40年，记忆犹新。

问题一: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宗教战争，比如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等等。延续至今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政府的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宗教战争，而亚洲也有这样的战争，比如菲律宾北部和中部的天主教势力，南部的伊斯兰势力，政府军与南部武装的宗教战争是无休止的。在中国古代，一些皇帝在道士的劝说下，采取了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行动，被称为“三军一案”(注:北魏吴泰、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为什么佛教复兴后，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我回答: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一直崇拜鬼神，没有单一的信仰。这意味着中国人对文化精神没有执着和终极的追求。因此，中国不具备推动宗教战争爆发的狂热社会和宗教氛围。

其次，在爆发宗教战争的国家，宗教全面渗透到政治和社会层面，“政教合一”是宗教战争爆发的前提。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政教合一”。前提不存在，更别说结果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政治上长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缺乏支持宗教战争的行政基础和经济资源。

第三个原因是佛教在“三军一案”事件后坚持不报复，这也是宋代以后道教加速向佛教靠拢的原因之一。此后，佛、道、儒三家的趋同性加强，对抗性消失。宗教战争所需要的高度对抗性的宗教思想基础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第四个原因是极端排外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离中国很远，也就是宗教战争的起源离中国很远，中国鞭长莫及。况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根本没有时间去攻克针对中国的强制性传教工作。这种地缘政治特征也是中国能够远离宗教战争的重要原因。

随后金庸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当太平天国忠君李秀成在自述中总结太平天国十大错误时，将建宁列为第一错误，停止北伐，意味着革命一旦失去进攻势头，必然会淹没在旧势力的海洋中。为什么元末朱元璋崛起于淮北，不北伐，南征南京为都，西讨陈友谅，东征服张士诚，多年后又开始北伐，最后却统一了中国？1926年，蒋介石开始率军北伐。占领武汉、南京、上海后，停止北伐。他先是以武力消灭盟友，然后与国民党*管辖的军队一起作战，占领武汉，然后在1928年发动了“第二次北伐”。不是也统一了中国吗？

我的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很长时间)是，朱元璋和蒋介石在初步巩固政权后，没有继续北伐，但没有犯和太平军没有阻止北伐一样的错误。这需要分析三个时期的历史背景。

先说太平军和清军的对抗。首先，太平军从广西出发，跨越七省。然而，它占领和放弃，并没有划分其部队进行防御。截至定都南京之日，太平军的兵力只到达苏皖赣三省的一小部分，北方各省和南方大部分省份都在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国家的外交权力也在清廷的控制之下。清廷征收商人捐“扶薪”，扩大了富人捐“官”的力度。尽管战时军费激增，清廷在财政上并未受到影响。

其次，前湘军的崛起，与太平军在苏皖赣纵横运动的时间相吻合。曾、军、军对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太平军。太平天国领导人以南京为都城后，纵情声色，加速腐败，在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残杀，造成痛苦的内斗。太平军最终被淹没在旧势力的海洋中，是历史的必然。

终于，太平军建都南京几年后，派李、、率部北伐，兵士指着城下的天津。换句话说，如果太平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全面北伐，攻下北京也不是不可能。

在太平军威胁北京的形势下，昔日的湘军势必要在北方挑战太平军，远离根据地，地理位置、人口和优势的北方都不够。更有甚者，围绕都城作战，湘军很难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要遏制的因素很多，不可预测性相当大，使得汉军阀的军队很难做大。就这样，太平军还在谈输赢。

他是李秀成时期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政领袖。作为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他由此获得的个人感受和评论自然一针见血。

至于朱元璋建都南京后与群雄的对抗，则完全不同。“莫道石有一只眼睛，挑动黄河与世界为敌。”红巾军在黄河流域打响后，北方一片混乱，大小汉军阀纷纷崛起，成为各地的领主。元朝的地方势力完全丧失。元朝宗室在北京一带非常狭窄的区域徘徊，出城门是不可能得到命令的，这远不能吸引全国。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认为真正的威胁不是元朝政府，而是盘踞在辖区两边的汉军阀张士诚、陈友谅。南京处于四战之地，上下游都受到军事力量的威胁。如果不解决陈、张两大军事集团，别说北上讨伐元朝政权，就连政权的存亡都成问题，更别说扩充实力、控制地盘了。

朱元璋踏平群雄后，派徐达率军北伐，无异于摧枯拉朽。他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由此，他实现了翻耕旧政权田地，巩固新政权百年基石的战略目标。

至于率领北伐军占领长江下游的蒋介石，他并没有怠慢北伐军，而是在北伐军阵营内部打了一场内战，最终正式统一全国，值得推敲。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面临的形势与太平军截然不同。通过频繁的内外接触，蒋介石获得了列强对其政权崛起的理解和江浙财团的支持。蒋介石不必面对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对立的*政府。事实上，甚至在北伐战争之前，北洋军阀就已经四分五裂，当时没有一个*政府有效地统治其管辖的地区。

蒋介石利用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旧北洋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对奉系军阀、武系军阀、张宗昌系军阀、褚玉璞系军阀进行打压。反革命事件发动后，蒋介石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国民党内另一批当权派，以汪精卫、谭、等人为代表，他们原本是同一阵营的。这批人也有唐生智、张发奎为军长的两军，实力不容小觑。

1927年8月，蒋介石北伐受挫，被桂系“韩宁合流”逼离皇宫。随后，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其部队进入两湖，从广西经湖南、湖北至北平、天津，纵贯南北，似乎如火如荼，势不可挡。第二年年初，蒋卷土重来，白崇禧领导的唐生智运动到达唐朝旧部李驱逐桂系势力，余作柏运动中的广西主将、杨腾辉两位准将叛变，最终广西彻底战败。从那以后，他们一直挤在广西的一个角落里。

蒋介石稳定南方后又进行了一次北伐，基本没有打什么硬仗。他派陈调元坐镇津浦线，派贺遥控京汉线，对北洋军阀的各单位基本采取了“赎买政策”。此外，蒋政权还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暂时缓和了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其阶段性战略目的是先完成国家的正式统一。

此后，江政权多次受到党内强大派系的挑战。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也变成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新军阀。截至抗战前夕，国内矛盾重重，蒋介石一一渡过难关。因此，此时对蒋政权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强大派系。

此时，金庸突然问了我一个个人问题:“你的籍贯是哪里？”我说，我爸是江苏人，我妈是浙江人。他又问:“你父母是江浙哪里人？”我回答说:“我爸是江苏武进(常州)人，我妈是浙江宁波人”。然后他又问了两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历史上有三个宦官专权的朝代，分别是东汉末年、晚唐和明朝。东汉末年，尤其是唐末，宦官集团可以主宰皇帝的生杀废，而明朝的宦官集团有四位权贵(注:知望、王镇、刘瑾、魏忠贤)，但从未有过这样的影响力。原因何在？

我的回答是:东汉几个皇帝利用宦官集团对抗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势力强大。唐朝末年，宦官集团掌握了包括禁军(神策军)在内的禁军军权，不可避免地拥有了主宰皇帝生死的权力。

明朝不同。明代宦官集团的权力依附于皇权。王镇、刘瑾、魏忠贤、知望是明朝的四大权臣，但连他们自己的性命都掌握在皇帝手里。明朝皇帝牢牢控制着宦官集团，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首先，众所周知，朱元璋颁布法令，禁止宦官插手政治。一旦宦官违背了祖训，如果皇帝不全力保护宦官，这种祖训往往会成为朝廷官员打击宦官集团的法律武器。

其次，明朝宦官对军队的影响充其量只限于“监督军队”，他们从来没有掌握过一个军队的控制权。不掌管军权，更别说主宰皇帝的生死了？

第三，按照祖制，明朝宗室的君王在封地都有一支军队，有几千人，有一万多人。联合各路君王的力量，互相反叛，当然是不够的；你必须勤奋，但你有很多。宗室君王的军事力量，不失为一种对野心家的制约力量。

最后，明成祖设立了“东厂”特务机构，由宦官掌管，以保护皇权不致沦丧。皇帝还成立了另一个秘密服务组织“锦衣卫”，由大臣的后代控制，太监无法染指。甚至对于宦官集团控制的特务机构，皇帝也不允许他们独断专行，其他宦官成立了“西厂”、“内厂”等新的特务机构，与“东厂”互相制衡。

第四个问题:历史上开国皇帝都是杀英雄的，以汉高祖和明太祖为例。其动机是巩固后代的百年根基。唐高祖唐源的天下是他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为他打下的。李世民早年出兵征战天下，奠定了唐朝的基础，起到了和开国皇帝一样的作用。在他的统治下，除非犯了谋反罪，否则他没有做多少杀英雄的事，为后代打下了近三百年的基础。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汉高祖原是李的头，而是个乞丐和和尚，都出身低微。在一开始追随他们的人心中，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看得太重。面对所有的英雄，汉高祖和明太祖在心理上也有着轻微的自卑感，深深担心后人约束不住这些英雄。所以面对挑战时，他们往往会采取“狡兔死，走狗烹”的处理方式。

但是，这种心态并不适用于唐太宗。他的父亲唐高祖·唐高祖是杨迪皇帝的堂兄弟，他在当地担任了多年的高级官员。唐太宗是天荒的贵族，真不愧为“皇族”。他召集了许多“龙的追随者”，他们原本是为他的家人工作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即使唐太宗没有成为皇帝，他仍然高高在上，但他只能做梦。唐太宗登基后，根本不用担心这些“龙从”会表现得大不敬，更不用说采取极端的造反行动。

采访持续了50分钟。临别时，金庸对我说:“你见识广，口才好。然而，明报不是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而是报纸。它以书面形式与读者见面。所以你必须写一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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