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2013.14.15河北语文作文范文
城市名称:定州(dìngzhōu)所在省份：:河北城市区号:0312城市邮编:073000城市位置:定州市位于北纬38°14ˊ－38°40ˊ，东经114°48ˊ－115°15ˊ之间，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缘，河北省中部偏西。定州位于京津之翼、保石之间，京广铁路、107国道、京深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朔黄铁路横穿东西,市区距北京185公里,距天津220公里,距石家庄河北国际机场38公里,距黄骅港165公里,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定州名字得由来古国都市，华北重镇。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商代为北方方国。西周时聚落渐增。春秋时，齐相管仲筑城。战国时，中山国在此定都。西汉置卢奴、安险、新处、苦陉四县于今定州市境内。西汉至前秦，卢奴一直是中山国（郡国）都。后燕都于此。北魏皇始二年（397年）置安州，设行台。天兴三年（400年），改安州为定州，今定州由此而得名。今定州市境内当时有卢奴、魏昌、安喜三县。北齐废卢奴入安喜。唐代今定州市境内有安喜、唐昌二县。宋、金、元三代境内只有安喜县。明初撤安喜入定州，至清代仍为定州。自北魏至清，此地曾为行台、府、路、郡、州的治所。民国初废州改为定县，后曾两度为专署驻地。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定县县委将定县分为定南、定北两县。后定北县又分为定唐、望定二县。日本投降后，恢复定北县。民国36年（1947年）定县解放，建立定县市；定南、定北县合并为定县。翌年定县市并入定县。曾是冀中九专署（后改定县专署）驻地。1958年定县、曲阳合并为定县，1961年定、曲两县分置。1986年，定县撤县改为定州市。定州有八景开元寺塔、众春园庶、雪浪寒斋、中山后圃、平山胜迹、西溪玩月、唐水秋风、续阅古堂。1.开元寺塔建立在河北省定州市城内。塔高84.2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古塔之一。据《定县志》记载,北宋开元寺僧会能，到西天竺取经，得舍利子归，真宗於咸平四年(1001年)下诏建寺塔，至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历时55年。所以当地流传有“砍尽嘉山(在曲阳县)木，修成定县塔”之说。因定县在宋代处宋辽界地，此塔系兴契丹接邻的前沿，成为军事要地。宋王朝为防御契丹，曾利用此塔瞭敌情，故称“瞭敌塔”、“料敌塔”。塔全部为砖质结构，平面八角形，它较之元宋代以前所建塔的四方形式，更显得秀丽丰满，挺拔大方。塔高11层。据说佛教以奇数表示清白，所以佛塔建筑多为奇数。在唐代以前,佛教寺院建筑以塔为中心，後来改以殿堂为中心，宋代建造的开元寺塔，自然也是开元寺建筑的一部分。由於开元寺早已无存，祗留古塔,人们便简称之为“定县塔”。其实，塔与寺院分离而独立存在,是明代以後的事。开元寺塔为楼阁式,结构严谨，建造精工。塔基外围边长128米。第一层塔身较高，上有塔檐平座，其他各层祗有塔檐。塔檐是用砖层层迭涩挑出短檐,断面呈现凹曲袋,别具风格。砖的结格有十几种之多，最大的砖长70厘米，宽24厘米，厚10厘米；最小的砖长36厘米,宽78厘米，厚70厘米。为了增强砖之间的拉力,加筑了许多松拍木质材料,足见其工程之繁复。塔刹是在刹座上施以巨大的忍冬花叶，覆钵上置铁制相轮和露盘，最上有青铜宝珠两个。塔的四个正面辟券门，其余四面设假窗，塔分内外两层,两层之间形成八角形廊,整个塔身犹如大塔中又包着一座小塔，塔内还嵌有碑刻45块，现存34块。中心八角形柱体内有砖阶登顶。第二、三层游廊顶天花是由雕刻的花砖砌成,并涂上色彩，技艺湛精,令人赞叹。塔内两壁有壁龛,龛内有壁画、塑像。迥廊壁上，历代碑刻和名人题咏甚多，是珍贵的书法资料。塔又为“定州八景”之一。明代袁瑄有诗云:“郡城南面梵王宫，突兀浮图倚半空。滱水舞波看倒影，恒山有翠接高峰。顶安珠树迎朝旭，檐奏金铃听晚风。每上穹然绝顶处，固疑身在碧空中。”登塔远眺,华北平原阡陌纵横，田园如画；沙河、唐河碧波滚滚；太行峰峦,蜿蜒起伏，尽收眼底。开元寺佛塔也是葬佛骨墓。“佛骨”即所谓“舍利”,一般是埋在塔基地宫内。不过这时的“舍利”，已不是释迦牟尼的骨殖，而是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的舍利了。在九百多年中，开元寺塔经历了十多次地震，虽然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三十六年的大地震，康熙五年(1666年)的雷电，曾使塔身受致电一定损害,但几经修葺，开元寺塔风貌依然。可惜的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6月，塔的东北面从上到下自然塌落，破坏了这一珍贵古代建筑的完整。寺内今存约40块碑刻记载了上述历代的修缮功德。1949年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开元寺塔的保护,多次进行了整修。1961年开元寺塔被国家确定为首批重点保护文物。1989年政府再度拨款对其进行整修。2.众春园庶位于城内东北隅。宋太宗时（976--997年），由中山太守李昭亮建。当时潴水为塘，广达百余亩，植有杨柳万株，花草繁茂，亭榭古雅。每到初春盛夏，波光粼粼，垂柳袅袅，风光绮丽。后来经年历久，日渐荒废。韩琦任知定州，将遗迹扩大兴修。庆历八年（1048年），筑长堤，建门于西南角，取”偕众同春“之意，故名为“众春园”。3.雪浪寒斋明万历年间，众春园荒芜，楼台坍塌，园地为民所有。万历十四年（1586年），州牧唐祥兴加以恢复，并将雪浪石、韩苏二祠迁入众春园。清代辟为行宫。雪浪寒斋，因石而得名。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贬知定州。一日在中山后圃（今定州中学院内）偶得一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副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如当时著名画家蜀入孙位、孙知微所画的石间奔流、百泉涓涌、浪花飞溅之态，遂名“雪浪石”。苏东坡得此石如获至宝，从曲阳恒山运来汉白玉石，琢芙蓉盆将石放入盆中，且于文庙后置斋，名“雪浪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复贬英州，岁久盆与石埋没。明万历八年，知州唐祥兴发现雪浪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列为定州八景之一，名“雪浪寒斋”。康熙四十一年，定州牧韩逢庥将盆石移入众春园，名“后雪浪斋”。斋亭高约4米，六角亭，两侧假石垒砌，古朴典雅。雪浪石立于莲花石盆之上，盆直径136厘米，雪浪石高宽各76厘米，厚40厘米，底围196厘米，黑质白纹，似雪飞扬。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州刺史李文耀在临城县掘得一块乳白色太湖石，上刻“雪浪”二字，遂请直隶总督方观成奏闻皇帝。高宗乾隆为此写下《御制雪浪石记》，差官将石移置定州众春园雪浪斋前，御题“后雪浪石”，将苏轼之石御题“前雪浪石”。乾隆皇帝对雪浪石尤为垂青，御制碑文吟咏之诗至今仍留存十余首。解放定州城时，众春园被拆。六角亭是1952年所建。雪浪石因苏轼名声显赫，后世文人墨客多有瞻仰。1965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后圃，旧址在定州中学院内。清嘉庆年间，知州袁俊筑房数间，题匾额曰：“中山后圃”，是官吏休闲、作赋的场所。现已废毁。平山胜迹，位于城北高头村东北，系两座相连的大型汉墓。百姓俗称女郎山或双峰山。相传这里曾产生五色灵芝，甚至留下仙人采芝遗迹。清康熙年间，知州黄开运把它列为定州八景之一，名曰“平山胜迹”。至今胜迹尚存，封土作夯土层，高20米，占地6万平方米。夏日峰颠绿树成荫，茂草铺地，登临揽胜，情趣万千。西溪玩月，旧址在在道观东侧，原为池墉，养鱼栽荷。州人每于中秋节携酒竞相前往赏月，月夜波光涟漪，因景取名“西溪玩月”。现仅存大道观殿宇一座。唐水秋风，唐水即今唐河，距城约十里。过去这里是肥沃的良田，盛产水稻，颇受唐水之益，秋收季节，金波宜人，堪称一景。清嘉庆六年（1801年），唐河泛滥之后遂变为沙滩。现今大部分沙滩已变成果园。五月犁花落地时，遍地类雪似银，别具一悉情趣。，名“雪浪寒斋”。康熙四十一年，定州牧韩逢庥将盆石移入众春园，名“后雪浪斋”。斋亭高约4米，六角亭，两侧假石垒砌，古朴典雅。雪浪石立于莲花石盆之上，盆直径136厘米，雪浪石高宽各76厘米，厚40厘米，底围196厘米，黑质白纹，似雪飞扬。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州刺史李文耀在临城县掘得一块乳白色太湖石，上刻“雪浪”二字，遂请直隶总督方观成奏闻皇帝。高宗乾隆为此写下《御制雪浪石记》，差官将石移置定州众春园雪浪斋前，御题“后雪浪石”，将苏轼之石御题“前雪浪石”。乾隆皇帝对雪浪石尤为垂青，御制碑文吟咏之诗至今仍留存十余首。解放定州城时，众春园被拆。六角亭是1952年所建。雪浪石因苏轼名声显赫，后世文人墨客多有瞻仰。1965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后圃，旧址在定州中学院内。清嘉庆年间，知州袁俊筑房数间，题匾额曰：“中山后圃”，是官吏休闲、作赋的场所。现已废毁。4.平山胜迹位于城北高头村东北，系两座相连的大型汉墓。百姓俗称女郎山或双峰山。相传这里曾产生五色灵芝，甚至留下仙人采芝遗迹。清康熙年间，知州黄开运把它列为定州八景之一，名曰“平山胜迹”。至今胜迹尚存，封土作夯土层，高20米，占地6万平方米。夏日峰颠绿树成荫，茂草铺地，登临揽胜，情趣万千。西溪玩月，旧址在在道观东侧，原为池墉，养鱼栽荷。州人每于中秋节携酒竞相前往赏月，月夜波光涟漪，因景取名“西溪玩月”。现仅存大道观殿宇一座。唐水秋风，唐水即今唐河，距城约十里。过去这里是肥沃的良田，盛产水稻，颇受唐水之益，秋收季节，金波宜人，堪称一景。清嘉庆六年（1801年），唐河泛滥之后遂变为沙滩。现今大部分沙滩已变成果园。五月犁花落地时，遍地类雪似银，别具一悉情趣。续阅古堂，位于定州中学院内。制前代良臣与守边将士事迹，用以教化州民，激励后人，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教育作用。1914年，中学拓地时将阅古堂废毁，改建校园。5.中山后圃旧址在定州中学院内。清嘉庆年间，知州袁俊筑房数间，题匾额曰：“中山后圃”，是官吏休闲、作赋的场所。现已废毁。6.西溪玩月旧址在在道观东侧，原为池墉，养鱼栽荷。州人每于中秋节携酒竞相前往赏月，月夜波光涟漪，因景取名“西溪玩月”。现仅存大道观殿宇一座。7.唐水秋风唐水即今唐河，距城约十里。过去这里是肥沃的良田，盛产水稻，颇受唐水之益，秋收季节，金波宜人，堪称一景。清嘉庆六年（1801年），唐河泛滥之后遂变为沙滩。现今大部分沙滩已变成果园。五月犁花落地时，遍地类雪似银，别具一悉情趣。8.续阅古堂位于定州中学院内。制前代良臣与守边将士事迹，用以教化州民，激励后人，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教育作用。1914年，中学拓地时将阅古堂废毁，改建校园。
⑵ 唐杰臣照片解读。里面的人物是谁
唐廷枢
目录·简介
·出生
·少年
·经商
·唐廷枢和轮船招商局
·洋务派官僚支持
简介
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又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一生，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
出生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出生于1832年5月19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珠海邻近澳门、香港，中国近代早期的买办很多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唐廷枢和他的胞兄唐廷植(茂枝)，族兄弟唐瑞芝、唐国泰(翘卿)，都是当时闻名的买办人物。而他的侄儿唐杰臣和侄孙唐纪常，也继承了他们的职业。单是怡和洋行一家，从唐廷枢经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四任买办，为时达半个世纪以上。
少年
唐廷枢少年时期，曾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接受过6年(1842～1848年)的殖民地教育。他学得一口好英语。他在1862年写过一本题名为《英语集全》的书，书中第6卷，标题就叫“买办问答”。
离开学校之后，唐廷枢在香港一家拍卖行里当过职位很低的助手，1851年起，他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当了7年翻译，后又在上海海关担任了3年高级翻译。1861年他离开海关，在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代理生意，两年后，接任买办。
经商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开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年，就附股于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Canton I nsurance Offi ce)。在华海轮船公司中，他是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购买400股，占公司股本的近1/4。他不但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担任了公司的襄理。他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也附股于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Co.)、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 ne Heard andCo.)的苏晏拿打号(Suwonada)轮船和两家小洋行——马立司洋行(Morris Lewi sand Co.)和美记洋行(Muller H.and Co)的船队。
唐廷枢不但自己附股於外国企业，而且还为外国洋行吸收了许多买办和商人的资本，尽他最大的努力拉拢外国洋行在中国的生意。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额外收入，而且使他能对其所代表的中国股东，施加他的老板所希望发生的影响。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唐廷枢和轮船招商局
1873年，唐廷枢离开了怡和洋行，参加当时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后台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对洋务派的官僚企业实施官督商办。这在唐廷枢一生的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唐廷枢原来作为外国洋行得力的买办，这时又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他活动的圈子和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从1873年起到1876年止，唐廷枢的活动主要在轮船招商局。1876年他受李鸿章的委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1885年以后，则完全脱离招商局，专管开平煤矿。
唐廷枢是和他的亲密伙伴、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同时进入招商局的。在他们入局以前，招商局在经办漕运的朱其昂的主持下，资本招徕进展甚微，筹办经年，其资本(包括官款在内)不足20万两。而唐廷枢和徐润一经接手，就立刻将资本扩大为100万两。唐廷枢不但有自己的投资，而且把原来委托洋行经营的轮船，也搭附局中营运。他们和商业界有着广泛联系，所以，招商局的投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反响。著名的上海实业界人士经元善曾说:“唐、徐声望素著，非因北洋增重。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洋务派官僚企业活动的扩大，唐廷枢在洋务派官僚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876年间，唐廷枢为洋务派官僚进行了频繁的活动。他一方面接受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委托，筹办福建、台湾两地的洋务；另一方面，又受李鸿章的委派，积极筹办开平煤矿。与此同时，他在招商局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等等。
1872年唐廷枢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拓展中国近代的航运业。
洋务派官僚支持
开平煤矿是唐廷枢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久的一个。这个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这个矿在19世纪末期的年产量，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还有，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部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上厂，也是在唐廷枢倡议和主持之下兴办的。这所煤矿为洋务派官僚提供了他们所汲汲以求的“海防用项”，也为它的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洋务派官僚企业为唐廷枢不但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准备了政治上的进身台阶。在唐廷枢进入招商局之前，他就已经取得了一个同知的头衔，之后，他的官衔随着他在洋务派官僚企业中的地位而上升，由同知升为道台，甚至得到“堪备各国使臣”的保举。他的名声在洋务派官僚中得到交口称誉。李鸿章委他主持招商局，称他‘精习船务牛意”，随后委他主持开平煤矿，又道他“十开采机宜”，“胸有成竹”。而丁日昌在调他办理福建洋务时，除了夸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之外，还称颂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在他60生辰之日，唐山矿区四十八乡绅父老子弟“同送万民牌伞”。
19世纪70年代以后，唐廷枢在洋行企业和洋务派官僚企业之外，又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企业活动。在进入招商局的前夕，他就曾在香港集资10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进入招商局以后，为了开展码头堆栈和轮船保险业务，他又和徐润等人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堆栈及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开中国人自办保险公司的先导。进入开平矿务局后，他仍然不忘堆栈码头业务，于1890年和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的煤炭。在开平矿务局期间，他在矿业和工业的投资方面进行了许多试探，其中有1883年与买办李文耀试办之热河承平银矿，1887年和1888年与徐润先后勘察的平泉铜矿和迁安铁厂，以及1889年从香港华侨商人何献墀(昆山)手中接办的广东天华银矿。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还邀约郑观应计划经营造纸厂。而在他逝世的当年，又和徐润等人筹办热河的建平金矿。在他参加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之前，他已经对一家有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倾向的报纸——《汇报》，给予经济上的支援。这家报纸是他小时候的同学、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容闳创办的。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逝世于天津。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⑶ 求一篇中国铁路发展史结课论文1500字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⑷ 唐廷枢的事迹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开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年，就附股于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CantonInsuranceOffice）。在华海轮船公司中，他是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购买400股，占公司股本的近1/4。他不但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担任了公司的襄理。他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也附股于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SteamNavigationCo.）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NorthChinaSteamerCo.）、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neHeardandCo.）的苏晏拿打号（Suwonada）轮船和两家小洋行——马立司洋行（MorrisLewisandCo.）和美记洋行（MullerH.andCo）的船队。
唐廷枢不但自己附股於外国企业，而且还为外国洋行吸收了许多买办和商人的资本，尽他最大的努力拉拢外国洋行在中国的生意。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额外收入，而且使他能对其所代表的中国股东，施加他的老板所希望发生的影响。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1873年，唐廷枢离开了怡和洋行，参加当时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后台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对洋务派的官僚企业实施官督商办。这在唐廷枢一生的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唐廷枢原来作为外国洋行得力的买办，这时又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他活动的圈子和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从1873年起到1876年止，唐廷枢的活动主要在轮船招商局。1876年他受李鸿章的委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1885年以后，则完全脱离招商局，专管开平煤矿。
唐廷枢是和他的亲密伙伴、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同时进入招商局的。在他们入局以前，招商局在经办漕运的朱其昂的主持下，资本招徕进展甚微，筹办经年，其资本（包括官款在内）不足20万两。而唐廷枢和徐润一经接手，就立刻将资本扩大为100万两。唐廷枢不但有自己的投资，而且把原来委托洋行经营的轮船，也搭附局中营运。他们和商业界有着广泛联系，所以，招商局的投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反响。著名的上海实业界人士经元善曾说：“唐、徐声望素著，非因北洋增重。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由此可见一般。
随着洋务派官僚企业活动的扩大，唐廷枢在洋务派官僚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876年间，唐廷枢为洋务派官僚进行了频繁的活动。他一方面接受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委托，筹办福建、台湾两地的洋务；另一方面，又受李鸿章的委派，积极筹办开平煤矿。与此同时，他在招商局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等等。
1872年唐廷枢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拓展中国近代的航运业。 开平煤矿是唐廷枢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久的一个。这个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进行的。这个矿在19世纪末期的年产量，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还有，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部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上厂，也是在唐廷枢倡议和主持之下兴办的。这所煤矿为洋务派官僚提供了他们所汲汲以求的“海防用项”，也为它的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洋务派官僚企业为唐廷枢不但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准备了政治上的进身台阶。在唐廷枢进入招商局之前，他就已经取得了一个同知的头衔，之后，他的官衔随着他在洋务派官僚企业中的地位而上升，由同知升为道台，甚至得到“堪备各国使臣”的保举。他的名声在洋务派官僚中得到交口称誉。李鸿章委他主持招商局，称他‘精习船务牛意”，随后委他主持开平煤矿，又道他“十开采机宜”，“胸有成竹”。而丁日昌在调他办理福建洋务时，除了夸他“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之外，还称颂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在他60生辰之日，唐山矿区四十八乡绅父老子弟“同送万民牌伞”。
19世纪70年代以后，唐廷枢在洋行企业和洋务派官僚企业之外，又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企业活动。在进入招商局的前夕，他就曾在香港集资10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进入招商局以后，为了开展码头堆栈和轮船保险业务，他又和徐润等人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堆栈及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开中国人自办保险公司的先导。进入开平矿务局后，他仍然不忘堆栈码头业务，于1890年和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的煤炭。在开平矿务局期间，他在矿业和工业的投资方面进行了许多试探，其中有1883年与买办李文耀试办之热河承平银矿，1887年和1888年与徐润先后勘察的平泉铜矿和迁安铁厂，以及1889年从香港华侨商人何献墀（昆山）手中接办的广东天华银矿。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还邀约郑观应计划经营造纸厂。而在他逝世的当年，又和徐润等人筹办热河的建平金矿。在他参加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之前，他已经对一家有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倾向的报纸——《汇报》，给予经济上的支援。这家报纸是他小时候的同学、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容闳创办的。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逝世于天津。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 在进入怡和以前，唐廷枢就从事商业活动。进入怡和以后，他一方面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势力于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一方面继续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大量附股于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扩大洋行势力。
1873年，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参加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这是唐廷枢一生活动中的重要转折，从此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为这个洋务企业招徕了大量资本。他不但自己投资，而且把原为中国商人所有而委托洋行经营的轮船，也转搭招商局营运，在他的主持下，招商局的营业状况，有了颇大的起色。
1876年，他又受李鸿章的派遣，开始筹办开平煤矿。这是唐廷枢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久的一个。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这个矿的年产量，在19世纪末期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所有的官商煤矿所不及。作为它的组成或附属部分，还有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和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随着企业活动的扩大，他的声誉也日益提高。李鸿章称赞他既“精习船务生意”，又“于开采机宜”“胸有成竹”，并给他以“备堪各国使臣”的保举。在经营洋务企业的同时，他还进行许多任务矿企业的试探。但大部分半途而废，收效不大。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有一点却是大致可以明确的，即洋务运动总是顺应了振兴图强的时势，做了一些“富国强兵”的实事，为国家留下了一份遗产。尤其是参与其事的一些实业家，他们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开辟新径，为民族建过“功”，立过“业”。他们的精神品格，有启迪来者、激励后人的作用。 中国现代煤炭工业，始于1876年在河北开平创办的第一座煤矿——开平唐山煤矿。唐廷枢的名字，对今的普通观众来说，也许十分陌生，但由他经营开采的中国第一座煤矿，由他主持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却让国人从此得享现代化的能源和交通之惠。我们又何曾想过，当年开采第一座煤矿、建造第一条铁路的人们，曾经遭遇过何等样的艰难险阻，曾经作过何等样的奋斗和牺牲。1881年6月9日，龙号机车开始在唐胥铁路上运行。据史料记载，其“运输之力，陡增十倍”。但是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却以机车行驶“震动东陵，先王神灵不安”为由，连上弹章，清政府忙下令禁止使用。后来，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竭力奔走，并邀请一批官吏、大臣乘坐火车验证，证明安全可靠，才又允许机车行驶。仅就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所碰到一些障碍来说，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在当年却可能震惊朝野。例如本剧开头的清东陵地宫渗水事件，即使真有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原因可能是年久失修，可能是维护不力，也可能是地质的变化，就算是与周边地区开采煤矿有关，也可以采取恰当的防护措施。但当时处理的结局，却让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朝廷主管衙门和地方官为避祸全身，上下勾结，把所谓罪责转嫁到一个无辜的伍家窑窑主身上，致使窑主伍进财被保守的醇亲王判“斩立决”，并以此为口实，下令封窑，禁止煤矿开采，由此种下了无尽祸端。这与后来醇亲王将地震说成是开平矿局机车行驶惊动了皇陵龙脉，以此为借口，反对修筑铁路，如出一辙。
这些，都决不是单个的事件和偶发的情节，而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象征。虽然是一个具体的所谓“地宫渗水”事件，但在这个事件中，却包含有无穷无尽的利害和算计、阴谋和陷阱，也包含有言说不清的愚昧和迷信、残暴和专横。唐廷枢和他的同仁们，就是在这样的专制、野蛮、愚昧、迷信而又充满权力角逐和利害纷争的环境中，开始了中国近代煤矿、铁路工业最初的现代化进程的。
⑸ 衡水汇龙中学怎么样
衡水汇龙中学是很不错的学校。
衡水市汇龙中学位于京九铁路和石德铁路的交汇处，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城市---河北省衡水市，高速公路和106国道直通市区，交通便利。
学校创办于1994年8月，是我国创办最早的一批民办中、小学中发展较快且享有盛誉的一所寄宿学校。是衡水五中的西校区。
学校简介：
是台属办学，由台湾知名人士李文耀、李文萱二位先生任名誉校长。学校设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在校生2500多名，来自河北、山西、山东、北京、天津、黑龙江、内蒙、四川、河南等全国十几个省、市。
2002年学校与衡水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联合创办新校，位于开发区永兴路，占地150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投资近四千万元。新校区于2003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衡水汇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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